川东游击军暨红三十三军的战斗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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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1:26)

  川东游击军是王维舟在党领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创建起来的。1920年5月他在上海参加朝鲜共产党，年底赴苏俄伊尔库次克学习马列主义，被邀请参加伟大的十月革命四周年庆祝大会，在会上聆听了列宁的讲话。1922年曾参加列宁召集的东方民族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吴玉章组织“赤心社”、“俄灾救济会”，吸收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活动，宣传十月革命对人类解放和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1923年回到宣汉县清溪乡，创办新群女子高小，1925年接办宏文高小，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主张，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1927年1月，王维舟调赴武汉工作。宣汉本地一些共产党员继续坚持革命活动。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发生后，川东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在重庆、万县、涪陵、达县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纷纷转入农村开展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的川东籍共产党人也纷纷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斗争。1927年8月下旬，王维舟从武汉回到万县，他根据“八七会议”精神，同周伯仕一起研究、分析川东形势，认为：刘存厚军阀在这一带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极为残酷，群众十分痛恨，革命之火有一触即发之势。为此，王维舟决定把革命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川东农村。此后，王维舟到清溪、开江广福建立革命据点，广泛联络川东革命志士，积极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他在各地建立农会，开展统战工作，筹集枪支，迅速组织起农民游击队。1928年，王维舟利用旧部关系，联合开江王诚之，利用宣汉县原黄石团总彭子明的十多名卫士和枪支，发动群众，筹组武装三十多人，组成特务队，由雷玉书任队长，在宣汉、开江发起反刘(存厚)倒杨(森)运动，夺取了大量武器、弹药，为创建川东游击军打下了基础。唐伯壮回到达县，李家俊、胡洪疆回到万源，采取建立农会、夜校、办小报、贴布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发动群众，揭露反动军阀的罪行。短短的时间里，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地，农会会员遍及城乡。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1:58)

  1929年3月初，王维舟和李家俊、唐伯壮、雷玉书等在宣汉清溪场研究确定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起义的时间、地点、队伍集结，起义后的行动等问题。与此同时，唐伯壮、李家俊等加强了对起义人员的军事训练和各种军事物资准备，王维舟为起义军输送了大量干部和枪支、弹药。3月17日，唐伯壮、雷玉书根据王维舟、李家俊的安排，聚集宣汉、达县、大竹、开江等县来的骨干八十余人于宣汉官渡(今新华)分两路进军固军坝。一路由雷玉书带四十余人，走石铁的三汪坝，上金莲山、厚坪，经白羊庙到森林茂密的龙潭河与胡洪疆组织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路由唐伯壮带领，从宣汉官渡上山、经方家院子、甘家岭到井溪坝与吴会治、徐永士组织的农民武装会合。接着宣汉县碑牌场的周锟、土黄坝的庞茂昭、十字溪的马益山、谭明静、明月场的何田祥等带领队伍先后到达，共汇集三百余人、枪三百余支。王维舟从粱平、开江等县动员部分工会、农会会员前往参加起义誓师大会。4月27日，万源固军坝、白羊庙，宣汉厂溪、官渡等地的农民起义队伍和煤矿、铁矿工人起义队伍，汇集于固军坝龙潭河。当晚，在篝火熊熊的龙潭河边，李家俊庄严宣布：“川东游击军第一路正式成立了！”李家俊任司令员、雷玉书任副司令员、唐伯壮任党代表、周锟任参谋长，公开打出了武装起义的旗帜。5月7日，游击军在固军坝干坝子截获了国民党收款员张全五，将其镇压，缴获大洋400元。此事引起军阀刘存厚恐惧，急令万源驻军九团团长刘志超派二营六连连长卓群，带领全连人马进驻白羊庙“清剿”。为了打击敌人，李家俊即与唐伯壮、雷玉书、周锟等研究作战方案，于5月12日调集三百余人向白羊庙进发。是日，当敌军行军疲惫之机，游击军突然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杀声震撼山谷。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一举歼敌一个连，缴枪五十余支，俘敌三十余人，首战告捷，打响了川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白羊庙大捷，振奋了起义军斗志，鼓舞了广大农民的革命信心。而军阀豪绅则极为惊恐，刘存厚急调廖雨辰、刘志超等共三个团兵力，星夜向固军坝奔杀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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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3:38)

  鉴于情况十分紧急，王维舟根据固军坝的战斗形势和敌军的内部矛盾，于9月积极开展军运工作，派冉南轩、孙安荣到宣汉七里峡做刘存厚部龙少华(龙占荣)的工作。龙将两个连队带到游击区参加起义军，壮大了川东游击军的声威，给敌人沉重打击。
     1929年11月经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决定：派江巴兵委书记李哲生(文强)、王国梁到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加强领导工作。李哲生根据省委指示精神，积极协助李家俊加强军事工作的领导，成立军事指挥部，李哲生任党代表，李家俊任总指挥，徐永士任参谋长，王国梁任政治保卫处处长。李哲生、李家俊根据敌情分布情况，重新整编游击军，将游击军两千余人分设三个支队：一支队长吴会治；二支队长胡洪疆，参谋长周锟；三支队长戴重。游击军一方面加强部队建设，巩固根据地大后方；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反围剿的斗争，打响了有名的“五爪垭伏击战”、“石塘坝攻坚战”、“白沙河镇奇袭战”、“白羊庙夜袭战”。敌人疲于奔命，拿游击军毫无办法，只能火烧民房四百余间，以泄其愤。
          1930年1月，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将川东游击军第一路命名为四川红军第一路游击队。随后第一路红军游击队进行多次战斗，战果辉煌，如“火烧十字溪”、“龙潭河歼敌战”、“围攻井溪坝”、“奔袭樊哙店”、“袭击虾耙口”、“围攻官渡、厂溪河之战”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游击队在革命根据地内实行全民皆兵，普遍组织赤卫队。他们白天参加农业生产，晚上进行军事训练；平时生产，战时作战；以灵活机动的“飘忽”战术，采取夜袭手段或深入敌后作战，或诱敌深入聚歼等办法，狠狠打击敌人，从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粉碎了敌人的三次“围剿”。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4:41)

  第一路红军游击队的斗争，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也更加激起刘存厚的疯狂反扑。他调集了廖雨辰三个团，魏邦文师两个团和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等民团共万余人，向川、陕、鄂边区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发起了全面“围剿”。刘存厚采取分进合击，大军合围的战术，很快占领了根据地的腹地，将一路红军游击队逼到城、宣、万边境1500米以上高寒山区，从经济上将根据地严密封锁，使一路红军游击队断绝了一切军事及生活供养。同时，对根据地人民实行残酷镇压，搞“连坐法”、“一人犯法、10人同诛”，在万源后坪一次杀136人，在冉家坝、罗斗坝等10余处屠杀一千余人，出现了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到处可见万人坑的惨状。敌人的“围剿”，使游击队增大了供养困难。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李家俊、徐永士等领导采取很多有效措施对付敌人的围攻。一是隐蔽领导机关，减轻正面压力；二是转移根据地，周锟、张鹏翥、吴会治等带领部分队伍，转入陕南开辟川、陕、甘的新根据地。部队转移到新区后，由于这些地方国民党和土匪甚多，川东游击军亦遭受严重损失，除周锟一人突围逃脱外，张鹏翥、吴会治等部全军覆灭。李家俊、胡洪疆、王国梁、李哲生所带部队，经多次战斗，先后战死四百多人，其中仅石铁乡战斗的损失就达84人。副司令员雷玉书被叛徒偷袭中弹身亡，唐伯壮党代表被叛徒出卖，最后在达县监狱遇害。
          1930年7月，中共四川省委、省军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刘愿奄、省军委书记李鸣珂惨遭杀害。在此情况下，王维舟派宋更新到游击区传达指挥部意见：李家俊立即离开，其余领导就地隐藏武器、保存实力、分头活动。不久胡洪疆到龙潭河因病被叛徒邓海如出卖被杀害。徐永士、李哲生分兵由万源八台山转入镇巴。徐永士在西乡被陕军团长陈德三杀害于白岩沟。8月，李家俊、王国梁转移到重庆，被叛徒出卖遇害。至此，在敌众我寡，目标过分集中，孤军作战，军备供养不足，缺乏统战意识的情况下，一路红军游击队遂告失败。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5:37)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四川省委派刘愿奄等同志到涪陵、丰都，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冬到1928年秋，短短的时间里，在涪陵、彭水、丰都、南川、石柱等县相继建立了县委，并在军阀部队中建立了党组织。省委决定：李鸣珂任特委书记。各地党组织根据省委《春荒暴动行动大纲》的精神，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相继举行了“罗云坝六月暴动”、“观音寺暴动”、“涪陵抗捐军的斗争”，起义士兵和农民赤卫队的力量不断壮大。李鸣珂根据省委指示，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二路红军游击队，由李鸣珂任总指挥、苟良歌任党代表、赵启民任前敌指挥，周晓东任政治部主任。1930年4月7日，苟良歌宣布二路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4月15日二路红军游击队前委成立，常委由苟良歌、陈静、李旭堂组成。二路红军游击队的成立，使广大工农民众感到欢欣鼓舞。农民武装“神兵”首领秦兴隆、左传合也带人参加游击队。地方武装周燮卿派营长朱青山带一个连和两个手枪排来支援。一时，二路红军游击队声威大振，队伍逐步增加到两千余人，并在烂坝子、沱田一带广泛开展打富济贫活动，没收地主财产、烧毁契约、借据，将粮食、财产分给当地农民。涪陵抗粮斗争打死反动团练后，提出：“打官府、坐涪陵、三天打下涪州、五天打下重庆”的口号，声势十分浩大，给了地主豪绅以沉痛打击。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6:00)

  这些斗争引起军阀刘湘和民团的极大恐慌，急派兵“围剿”。二路红军游击队前委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武器弹药却越来越少，起义部队和武装人员战斗力不强，减员很大，处境十分困难。同年7月25日，前委决定，二路红军游击队东征扩大根据地，运用游击战术摆脱敌人的“围剿”，将三百余人在武隆后坪一带化整为零，向四周发展。当二路红军游击队到渔池坝时，与民团李茂生、崔会甫等纠集的一千余人和早有准备的陈兰亭、黄水坝等6个民团大队共三千余人激战。最后虽然10名党团骨干突围，但部队遭到重大损失。王岳森等人决定解散二路红军游击队。苟良歌、赵启民、周晓东带领战士将八十多支枪支运交丰都县委保管。至此，二路红军游击队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由于一些领导思想“左”倾，对游击战术运用不当，对群众未作艰苦细致的工作，加上对“神兵”处置不当，使自己陷于孤立，三千多名的队伍锐减到六、七百人，部队情绪低落。在将战士们分散转移后，苟良歌回省委，邓震东、赵启民、王岳森、赵理君等投奔三路红军游击队。至此，二路红军游击队在敌人的疯狂镇压下失败了。但二路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的斗争精神却永远激励着革命人民奋勇向前。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7:42)

  1927年，中共梁山县委成立。范纪曼、张晓飞、许彬、李聚奎、王炎离先后任县委书记。在达县，由经过朱德教诲的地下党员金治平在南岳一带组织起农会。在宣汉、开江、万源、城口一带，王维舟总结了固军坝起义的经验，再次对农民革命武装进行组织发动。
        当时，梁达边境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土匪横行，人民遭受压迫剥削十分沉重。中共地下党员金治平、蔡奎、李云程、袁树声以保社会治安为名，先后掌握了一部分壮丁队的领导权。接着党组织又借办冬防为名，将虎城土豪劣绅的手枪20支、步枪400支集中到团局，将壮丁队编为一个手枪队和四个中队。至此，虎城乡农民武装便以壮丁队的名义公开活动起来。
     1929年6月，军阀邓锡侯第七混成旅在中共党员旷继勋等的领导下，举行了“遂蓬起义”，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起义部队历尽艰险到达南岳，准备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18:53)

  1930年5月26日,中央致信四川省委指出：“四川要扩大红军：将梁山3000名武装立即编入红军；在万源、城口以及涪陵的游击队必须正式编为红军；在重庆以西的，必须向川东发展，为争取武汉的首先胜利，这是绝对必要的。下川东的红军，必须直接向鄂西发展，不坚决执行这一原则，便是严重的地方主义和保守观念。”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李立三提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中共四川省委根据这一指示，成立了省军委，下辖五个军区、17路红军游击队。将川东的虎南及梁山的龙沙、太平三支农民武装组成四川省工农红军第三路游击队。7月29日，第三路游击队在忠县黄钦坝正式宣告成立。李光华为总司令、王维舟为副总司令兼总指挥、覃文任政治部主任、王炎离为副主任，下设三个大队：虎南为第一大队，石怀宝任大队长、袁树森任副大队长、蔡奎任政治委员；太平为第二大队，李次华任大队长；龙沙为第三大队，王一贯任大队长、李维任政治委员；牛大鸣为三路红军游击队前敌委员会书记，王炎离、蔡奎、李维为委员。这支红军游击队奉命远征湖北，配合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进攻武汉，达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之目的。王维舟当时正在宣汉、开江边境的观面山上发动武装斗争，奉命后单身到达梁山，了解了当时新成立的武装组织及人员情况后，与牛大鸣、覃文、李光华举行紧急会议进行讨论。王维舟认为：三路红军游击队各方面条件都不成熟，不宜远征。牛大鸣等则坚持东征，强调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下级只能执行。王维舟再次建议：为了维护省委决议，可选部份精锐将士前往，一部分留在本地坚持斗争，这样既执行了省委命令，又可保存革命实力，牵制敌人。但这一正确意见被否决，最后决定继续东征。同年8月4日，三路红军游击队绕过忠州城，顺利渡过长江，进驻西界坨。8月5日挺进石柱县西乐坪。8月10日凌晨，游击队遭到早有准备的陈兰亭师的张晓平部及6个民团大队前堵后追，致使三千多名将士全军覆没，总司令李光华负伤被俘牺牲，李次华、饶会丰负伤被捕，王维舟率余部突围，返回安全地区。“左”倾冒险主义导致川东武装斗争再次遭受挫折。虽然如此，三路红军游击队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精神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游击队在石柱西乐坪失败不久，虎南一带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又掀起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3:34)

  三路游击队在石柱西乐坪失败后，军阀刘存厚、王陵基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何宗义、孔树山、黄计南、王国瑞、刘定兴等近百人惨遭杀害。
          1931年4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将梁山、城口、万源、忠县、丰都、石柱等地划为中心农区，加强土地革命。5月28日，省委决定重组川东游击军，任命王维舟为中共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下设3个支队，第一支队长蔡奎，第二支队长乔典丰，第三支队长王维舟(兼)，分别在梁山、开江、宣汉分片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力量打击敌人。王维舟等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朱德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结合川东北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方面的实际，制定了对敌斗争的方针和策略。一是建立健全县委，充分发挥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实行政治建军；三是积极进行根据地建设；四是采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五是坚持执行正确的统战政策；六是派出精干骨干打入敌人营垒做分化瓦解工作。通过各方面努力，很快使游击军得到恢复和发展，并开展了武装斗争。以蔡奎为支队长的第一支队，计一百余人，在曾莱、蔡奎的具体指挥下，以梁、达边境小峨眉山为中心，在各地深入开展打军阀、锄恶霸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以及破仓分粮等斗争。革命风暴遍及川东十余个县。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5:00)

  当时，曾莱等在虎南区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时，对外部敌人十分警惕，但对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敌人缺乏警惕，叛徒金方勋等暗中将王希伯、曾莱杀害后，1932年7月22日在饭中施放“人烟”，致使25名游击队员中毒，盛易平等几人当场牺牲。同时，叛徒趁此将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引来，情况万分紧急。在蔡奎、张云禄的指挥下，游击队顽强阻击。终因敌众我寡游击队员损失惨重，蔡奎、张云禄被俘，最后被刘存厚秘密杀害，第一支队完全丧失了战斗力。王维舟针对前面血的教训，及时在党内和川东游击军内进行教育，提高党员和游击队员的政治警惕，使二、三支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
          1931年春，在乔典丰为第二支队支队长的领导下，开江的长岭、广福的党组织和农民组织得到很快发展，计一千余人。同时，根据省委指示：梁山中心县委派杨克明协助王维舟负责组建第二支队的工作。为适应开展武装斗争的需要，共产党员打入团练大队，以合法身份领导团练乡丁组建游击队。同时改造土匪，接纳枪支，壮大武装实力。在游击队发展壮大的同时，党组织也得以巩固和扩大。在甘棠、长岭，王维舟、蒋琼林先后接收了薛其弟、薛其禄、王正德、郭洪逵、张云德、郭洪秩、陈友寿等入党入团，吸收他们参加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地下党和游击队的活动，使反动当局十分惊恐。他们派秘密侦探，对“嫌疑”人员动辄抓捕杀害。面对敌人的进攻，二支队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有时避其锋芒，有时主动出击，以打击敌人嚣张气焰、坚定革命信心。二支队以朱先儒、邱福俊为首组织的锄恶队，先后
  处决了东路团练中队长余建安、南路团练中队长乔学翮及黄文均、朱其林等人。不久蒋琼林、刘朗怀奉调省委学习。此时，反动当局大肆捕杀共产党人，曾宪章、李贤斌、李成林、张文成、肖碧林、金伦安、乔光德、乔吉安、乔堂等数十人被杀害。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5:54)

  幸存者朱先儒、蒋伯华、钟立训、王正德、李介眉等远离家乡到宣汉参加王维舟直接领导的第三支队。乔典丰只好解散武装，藏好武器，转入梁山隐蔽。从此，第二支队停止了活动。第三支队在王维舟的亲自领导下，吸取第一、二支队受损及失败的教训，更加提高了警惕，立即整顿内部，纯洁组织，部队日益稳定，更谨慎地和敌人作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游击队又发展壮大起来，以宣汉芭蕉场为中心，在南坝场、梁山百里槽、达县蒲家场等地创建了根据地。在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的号召和领导下，宣汉、达县、梁山三县游击队很快发展到两千余人。游击军指挥部为适应新形势，集中力量，将部队重新整编。宣汉城郊及西北地区的游击军编为第一支队，冉南轩任支队长；宣汉以东的地区的游击军编为第二支队，王波任支队长；达县、开江、梁山的游击军编为第三支队，蒋琼林任支队长。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7:18)

  在地域上，东起梁山的虎城等地，南抵达县南岳、黄都、万家等地，西至江口(平昌)的泥龙、笔山，北延城口、万源，方圆三百余里，人口百万以上，形成川东游击战争的极盛时期。
         中共四川省委在1932年5月5日制定了“创建川东苏维埃实施大纲”。1932年秋，王维舟、杨克明以宣汉为重点整顿组织，县委书记王荣澍作了工作报告，讨论了党、团、农会的自身建设，支持游击队，推动土地革命等问题。会后相继有从北平等地返宣的中共党员邓廷壁、李正锐、冉崇狱等充实了县委领导力量。1933年3月，杨克明以王家、明月、君塘等地为中心开展活动，在君塘王直哲家建立了直属梁达中心县委领导的特别党支部，王直哲任书记，从此，王直哲家成为宣、达的中心联络站。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8:00)

  针对敌人制造白色恐怖，川东游击军总部决定：一是在支队内部建立“锄恶团”、“去毒军”等武装组织，以“抓肥猪”、突然袭击等手段打击敌人，并争取分化瓦解敌人，惩治顽固分子；二是打入敌人营垒，掌握敌人政权，掩护革命活动。共产党员牟慈帆担任王家乡团总职务后，将一贯反动的邓柏村处死，致使明月、王家、君塘、蒲家一带的革命活动顺利开展起来；三是广泛扩充兵员。王波、蒋琼林在各地充分发动群众，并称：“发展一百人可当连长，发展三百人可当营长。”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同时，建立乡村农会，开展土地革命，群众热情很高。经过四年半的斗争，重组的川东游击军很快发展到近两万余人，成为川陕鄂边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四川人民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为红四方面军入川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川东游击军的迅猛发展，引起四川军阀的严重不安，他们对川东游击军进行残酷“清剿”。1933年3月，刘存厚调集达县城防司令周绍武到宣汉，配合张苏团和各乡场团练共计两千余人，步步为营，清剿大山坪、马伏山一带。在一次“清剿”中将贺值三、贺泽忠、贺保廷等逮捕，并进行严刑拷打，因未得结果只得释放。刘存厚、王陵基部署的这次军团联合大“清剿”历时半月，行程千里。川东游击军在王维舟的领导下，时南时北，忽东忽西，调动敌人如驱牛羊，使之疲惫之极。刘存厚、王陵基自认晦气，互相埋怨，只好急令部队撤回原地防守待命。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8:26)

  这一时期的斗争，王维舟等认真执行统战政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巩固和扩大了宣汉、达县、梁山等地游击区，牵制了刘存厚大部、王陵基部分力量。为了牵制敌人的地方武装，更有利于川东游击军指挥部开展工作，王维舟、冉南轩等亲自做芭蕉场等地团局人员的工作，尽管敌人丧心病狂地“清剿”，不少进步力量运用各种巧妙办法来掩护共产党人，隐藏在敌人的心脏，守卫着大山坪等地指挥部的大门，保卫了川东游击军指挥部的安全。川东游击军在敌人的“围剿”中越来越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团结了更多的朋友，增强了自己的力量。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39:41)

  1932年7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约一万五千余人，为避其蒋介石大兵“围剿”的锋芒，从鄂豫皖边区经过艰苦转战，冲破敌人层层封锁，翻秦岭、越巴山，战风雪、顶严寒，1932年12月上旬到达了四川通江、南江、巴中，12月29日在通江县建立了川陕省革命委员会，旷继勋任主席。1933年6月在木门召开了军事会议，作出了进一步扩军的决定。此时川东游击军主动派人联络介绍了川东情况。
         红四方面军入川使四川军阀大为惊恐。在这以前的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各霸一方，共计兵力达五十八万多人。他们虽然互相征战攻伐，但对防区内镇压革命是一致的。自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来，党领导了数十次武装斗争，都很快被军阀残酷镇压，无数革命先烈惨遭杀害。红四方面军具有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又有较为先进的武器，一进川就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40:04)

  1933年1月，蒋介石给了四川军阀武器、军费，出动三路大军“围剿”红四方面军。田颂尧、杨森、刘湘、刘茂恩以及陕军王志远等分抵营山、南部、渠县、广元、旺苍等地防堵红军，妄图夺取通、南、巴根据地。当刘存厚将大部分兵力调去万源、江口(平昌)防堵红军之际，造成后方空虚，特别是在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集中兵力在竹峪关一战消灭刘存厚8个团，整个川东出现了革命大发展的大好形势。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在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下，四川各地迎接红四方面军的武装斗争不断爆发。岳池、南江、蓬溪、三台、蓬安、南充等地组建的农民武装，积极开展斗豪绅、骚扰敌人、打击敌人。这些革命斗争互相促进、互相支持，给川东游击军的发展造成了更加良好的机会。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40:26)

  1933年春，中共四川省委要求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迅速动员一切力量，巩固和扩大川东游击军，配合红四方面军，扩大革命根据地。王维舟等领导根据四川省委指示精神，川东军委召开军委会决定：一是在军事部署上积极靠近通江，组织上经常派人与红四方面军联系；二是扩大农民协会、妇女会、儿童团、少先队打下坚定的群众基础；三是发动青壮年参军接受军事训练，壮大革命武装；四是将川东军委和游击军的指挥部及主要力量转入宣、达、万等地接近红四方面军的前沿地区活动，以牵制刘存厚的兵力，使红四方面军迅速南进。王维舟根据新形势和新要求，把原组织起来的三个支队再次进行了整编和扩大。同时，整顿和健全农会，各地农会一般都由经过训练的武装人员作领导；继续扩大武装力量，进一步贯彻大山坪军委决定；建立地下联络站，随时掌握敌情，使敌人的一切活动均在川东游击军掌握之中；积极发挥儿童团的宣传活动；组编达县游击队，将原来川东游击队小分队扩编为一个大队，由杨克明直接领导，李元代为大队长、李中权为政委。这些组织活动的开展和壮大，既牵制了敌人的前方兵力，又直接威胁着军阀刘存厚的老巢——达县。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40:54)

  1933年秋，梁、达中心县委和川东军委为使红四方面军在宣、达战役中胜利进军，在川东游击军中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一是派蒋琼林到红四方面军得胜山了解“宣达战役”的作战方案及其战斗部署；二是把川东游击军第一、第二支队安排在宣汉、万源、通江之间的重要关口、场镇，如黄金、南坝、清溪等地骚扰打击敌人，第三支队在杨克明的领导下，在达城周围、君塘、王家、罗江一带攻击敌人；三是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由大山坪迁驻前河陈家岩长房子，指挥川东游击军，堵击宣汉县城敌军向南坝溃逃。同时，组建小分队截击由万源、宣汉城向南溃逃之敌。
           川东军委和梁、达中心县委根据敌军的分布及川东游击军的部署，决定以三条战线截击敌人，牵制了刘存厚的兵力达两个师。西线游击队在杨克明、黎时中的领导下，以一部份游击军打入刘存厚的兵工厂，巧取敌人的武器弹药，输送给红军，为红四方面军解放宣汉、达县做出了贡献。由于川东游击军的周密部署，英勇作战，切断了刘存厚的各条退路，迫敌纷纷沿罗江口渡州河东逃。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41:56)

  1933年10月16日夜，川东游击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各部队向预定地区开进。17日拂晓，三十军第268团，通过陡峭的小路，攀越五丈多高的绝壁，一举袭占土地堡附近之烟灯寨，歼敌一个营。其他部队继续前进，攻下土地堡、凤凰观，歼敌第6团。第九军投入战斗后，攻占邱家堡、马渡关，击溃敌第5团。18日，占领隘口后，第九、三十军分头向宣汉、达县猛进。19日，第九军攻占宣汉城北板凳垭和尖山子，城内守敌不战而逃，宣汉遂告解放。同日，第三十军占领达县罗江口，攻击达县城北要点凤凰山之敌。因该地山势险峻，工事坚固，一时难以攻下，第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遂率一部兵力于20日夜沿宣(汉)达(县)大路直袭县城。当先头部队进至城东吴家桥时，敌警戒部队仓皇向城内逃窜，红军跟踪追击，攻入城内，迅速将守敌一个团大部歼灭，川东游击军、红九军、红三十军一举解放了达县县城。

• 可可西里 (2008-9-05 15:42:18)

  达县城解放后，端掉了刘存厚的老巢，缴获了大批物资。梁达中心县委、川东游击军总部和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上万人参加运输队，将刘存厚在达县建立的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等全部机器及其他物资运往通江。此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即利用这些设备制造各种武器和日常用品及钱币，充实了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川东游击军根据王维舟指示，积极配合红九军神速占领宣汉双河场，敌军退守白岩寺。川东游击军迅速集结于白岩寺，与红九军协同战斗，不到两个小时，击溃了驻守白岩寺之敌。刘存厚驻宣汉城的第二师向开江逃退，驻万源守敌的廖雨辰等部见红军势不可挡，向开县逃跑，这为红四军在南坝聚歼敌人赢得了时间。